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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经常性处境与超越向度(4)

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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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代科学重要体现的现代医学采取与视域无关的方法,能最大限度给人的痛苦状态找到钉是钉、铆是铆的证据,建立起体验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因果链条

作为现代科学重要体现的现代医学采取与视域无关的方法,能最大限度给人的痛苦状态找到钉是钉、铆是铆的证据,建立起体验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因果链条,使用针对性的药物和技术手段,获得在视域束缚下所从未有过的能力感、自信心,并向世人展开全部消灭疾病的美好前景:只要愿意努力,所有疾病成为现代医学的俘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用现代思想的奠基人笛卡尔话来说,“如果我们对于疾病的起因以及大自然向我们所提供的所有药物具有足够的知识,我们也许可能免于头脑中和身体内大量疾病的侵袭,甚至可以避免衰老”[12]。1942年,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13]在谈到疾病与科学时说,“医学的终极目标——彻底消灭疾病——尽管相当遥远,但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忠于现代人思想实际的表述。人类是否应该将“彻底消灭疾病”作为医学的终极目标或者能否彻底消灭疾病我们可以暂且不论,随着实证性知识的迅速积累和一桩桩令人应接不暇的技术突破,“彻底消灭疾病”已然从乌托邦式的想法落地为一个现实追求的目标,甚至在这个目标遥遥无期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它作为一个现实的标准来要求医学和医生。2020年2月14日,民航总医院杀医案二审宣判,维持孙文斌死刑判决,此消息是在本次疫情过程中最能把医务人员的思虑从特殊状态拉回现实的一个事件。“疾病致人痛苦或死亡”本不言而喻,但否认这个真相很久以来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处在崇尚专业知识技能的现代社会,患者常常把医务人员当作天使的期待缩略为技术层面的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用马塞尔·德吕勒[14]的话来说,医生获得的尊重是社会习惯性给予的,与当代社会对技术精炼的优秀工人的尊敬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医生司职于“身体-机器”。尊重似乎暗含着医患关系和谐的可能性,但此番一视同仁的尊重却悬置了医学的局限性,甚至埋藏着强医学、医生之所难的简单、粗暴与无理,平日里太多的医患失和与此相关。

3.2 对医学局限性的超越

人类本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护佑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是共同的责任。超越医学的局限性,不是强求医学做其力所不逮的事情或违背其自身的规定性,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医务人员站在一起。

首先,医患须结共同体。医学的界限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经常性的存在,唯有医患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才会接近最理想的结果,这个结果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医学的局限性本是人类有限性这个普通事实的体现之一,只不过它发生在有人在忍受病痛折磨时显得异乎寻常、难以接受,实际上这种难以接受同属于医患双方,甚至医务人员的体会更甚。仅就对新冠疫情的体验而言,多数人从不断刷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危重病例、死亡病例等数字中判断疫情的严重性,想象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的艰苦与危险。而那种与疾病拼死搏斗成功后的成就感、幸福感与败下阵来、失去自己病人的痛苦和无力感只属于这个特殊情境中负特殊责任的当事人。抗击疫情这个特殊时期能成就最最完满的医患关系。病毒是入侵者或曰罪魁祸首,是所有痛苦、困难的责任主体。疾病虽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它是整个国家、社会齐心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医务人员并不比患者对病毒了解更多,他们履职也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事实上,疾病虽有轻重缓急,但它们与医、患三方的结构性关系始终保持一致,只是在平素里医患经常被简约为两个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体验更加世俗复杂,费用、等待时间、对医疗服务不切实际的苛求等都会离间医患关系,医患共同面对疾病的角色定位极易发生偏离。所以,巩固医患共同体的任务始终艰巨。

其次,同构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不得不承认,医务人员与疾病的搏斗是用当下最好的办法,努力恢复已失去的健康,经常是在亡羊补牢,用经济学的标准去衡量也不是最优的方案。医学界的比喻尤为逼真:患者如同在泛滥成灾的河流上游的落水者,医生的角色则类似聚集在下游苦练打捞本领的人。一大半落水者死了,被打捞上来的也是奄奄一息。最糟糕的是,上游不筑牢堤坝,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医生会不堪重负,且事倍功半。一方面,我们从中读出医学重心从治病转移到防病的必要性,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言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另一方面,医学固然应该预防疾病,但疾病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由国家、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联合担负责任,健康权利方有希望充分实现,此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早在两千多年前,扁鹊的“六不治”中就包括“衣食不能适”,这是对把健康责任统统推给医生的一种伦理反抗。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住房、营养、公共卫生的改善,生活中显性的健康危险因素能够被人为排除掉,这对寿命的延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代生活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萧条、工作变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会导致健康受阻。社会如何调节经济、就业,如何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提供救助,如何号召各行各业参与为健康负责的统一行动都事关健康红利的多少。另外,很多疾病与生活方式高度相关,而个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取向与他们生活的社会阶层以及相应价值观密不可分。最佳的健康收益绝非仅由医生、药品或者营养品为个体健康提供保证,每个人须能够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最有利于健康进而落实恰当的个人健康责任,自觉地将健康“权利”这个想法改换为维护自我和他人健康的道德义务。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620/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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