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9)

社会技术出现后，成为了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为社会科学在应用研究层面的“科学化”开辟了一条类似自然科学的道路。举例来说，人们既可以利用自然技术改造自然，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也可以利用环境社会技术，有效地减少自然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现象④邹成效、张黎夫:《论环境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作用机理》，《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1期。。人们既可以利用生物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也可以利用制度性技术、组织性技术、教育技术及文化技术等社会技术，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⑤胡志丹、王奎武、柏鑫、谭洁:《社会技术对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8期。。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人类的实践。比如，对于心理治疗者而言，他们既可以采取类似于“自然技术”或“生物技术”的途径，利用心理药物治疗来改善病人的神经生理机能，进而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采取类似于“社会技术”或“心理技术”的途径，利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人本疗法或精神分析等心理治疗技术，直接改变病人的认知、情感甚至人格。

(三)循证实践: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相比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整个学科序列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要滞后得多。越是靠近人文学科一端的学科，其所面对的对象比物理世界更为复杂，研究得来的规律比自然科学更为特殊、具体，只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领域中及一定时空内起作用。因此，这些学科(如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比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更为具体化，更难形成成熟的“技术”，更难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直接应用”。

但是，总是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引。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比如，在医学领域，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新的药物与新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但有些医院，尤其是一些小诊所，医生仍然在根据个人经验、陈旧的教科书及代代相传的专家意见进行治疗。他们可能花100元来治疗10元就能治好的病，用10天的时间来治疗1天就能治好的病。总之，在没有比较、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长期地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误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而从未意识到他们原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医疗模式中，医生的从业年资，在某些时候可能与疗效呈负相关)。

同样的情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某位中学英语教师一直喜欢“逼迫”学生死记单词、硬背条条框框的语法，不愿意创设应用语言的情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用着同样的方法教学，并自信地将学生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有效教学，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学生自身的缺陷。他毫无顾忌，从不反思，直至退休时，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还欣欣然焉。他看不到，也从未想到过，很多非常聪明但不适应他的教学方法的学生，因为他的无效教学而耽误了一生。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这位老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他自己也从不会觉得愧疚。尤为不幸的是，如果他手中握有权力，他极可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推广自己所擅长的教学方法，使更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伤害。

这样一种基于常识与个人经验、缺少监管且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实践方式。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自己的实践方式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应用研究领域“技术化”之前，科学的理论本身尚在建构之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与之关联的实践形态。这也为当年的医学、社会科学及当前的人文学科解释自身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但随着享受到成熟自然科学精准、可预测、可控制、可重复实践方式民众的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人们逐渐对这些学科实践领域的“不作为”失去了耐心。这种不满夹杂着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迫使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技术”，时时处处以科学的研究证据为基础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试图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这一轮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已经开始。它同样是以物理学、化学等的实践方式(工程)为模范，以生物学为先导，再从医学逐渐扩散到社会科学。比如，在生物学中，很快就出现了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基因操作、单克隆抗体、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连续发酵等技术，形成了类似工程或技术的实践方式(即所谓的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紧接着，医学的实践领域(尤其是临床医学)也着手推动“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学科序列顺序，医学处于整个序列的中间位置，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心理学亦自称如此)。显然，它的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不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既能顺应这一理论冲力，又能考虑到学科特殊性质的新的实践方式。果然，在各门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纷纷推进“科学化”的同时，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医学的实践领域凭借自己的独特的学科位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性，最先取得突破，形成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并最终促成了一种名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实践方式①杨文登:《循证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4期。。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714/6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