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社会科学的产生发展与未来(2)

2.2 循证社会科学的起源

循证社会科学是伴随着循证医学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1992年，加拿大学者Gordon Guyatt等在 JAMA 发表《Evidence-based Medicine：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5］一文，标志着循证医学的正式诞生。短短26年间，循证医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和跨学科、跨地域合作的创新模式，迅速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各个方面，被誉为临床科学的人类基因组计划［6-7］。

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核心基础，生产、评价和转化应用高质量证据是循证医学的重要任务。1993年，在英国成立的国际Cochrane协作网 （Cochrane Collaboration，CC）是国际公认生产高质量系统评价证据的独立非盈利国际组织，依靠周密的顶层设计、系统的方法学创新、规范化的培训和预注册管理、定期更新和全程质量把关，集全球参与者之力生产、保存和传播高质量证据。截至2018年4月6日，Cochrane图书馆的证据量已达到条 （Cochrane Reviews，OtherReviews，ClinicalTrials ，Methods Studies ，Technology Assessments ，Economic Evaluations ）［8］，已成为WHO和世界各国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源证据库，对促进国际间的信息交换与资源共享，提供可靠的证据，确保高质量的循证决策，推动建设更好的医疗健康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循证医学学科发展非常重要的创新模式和重要平台。

循证医学的理念、思想和方法是循证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证据同样也是循证社会科学的核心，生产、评价和转化应用高质量证据也是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由于Cochrane协作网主要是医学领域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源证据库，因此，它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的需要。2000年2月成立的Campbell协作网就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生产、保存、传播和利用社会、教育、法学、管理等领域高质量系统评价证据的国际性学术组织，目前Campbell协作网系统评价内容已涵盖教育、司法犯罪、国际发展、社会福利、知识转化、食品安全、商业管理等多个领域，为公共领域的决策与实践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持，为社会科学领域决策和实践的科学化奠定了证据基础［9-12］。

3 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

3.1 循证决策的发展

目前，国际上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发展较快。2006年，斯坦福大学的Jeffrey Pfeffer和Robert I Sutton教授出版的第一本循证管理方面的著作《Hard Facts，Dangerous Half-truths and Total Nonsense:Profiting from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中，批评以前的一些管理方式是“信念、恐惧、迷信和没有头脑的仿效”，强调基于证据和执行良好的管理才是有效管理［13］。该书推出后受到管理学界的广泛好评。与此同时，国际上对循证决策方法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以Andy Oxman、Simon Lewin和John Lavis等为首的循证卫生政策专家于2009年推出循证卫生决策支持工具（Support Tools for Evidence-informed Health Policymaking，STP）的 18 篇系列论文［14-18］，为推动循证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2017年12月21日，国际顶级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表的《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一文，明确指出循证决策是做出理性政策选择的先决条件［19］。

实际上，循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决策和智库研究中受到重视并推广应用。1999年，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Modernizing Government），其中提到“本届政府要更好地利用证据和研究的方法来制定政策，更多地专注于能产生长期影响的政策”。2013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更是设立了 “有效性网络”（What Works Networks），为政府决策提供证据支持。澳大利亚也于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循证决策，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循证决策是改革政府的核心”［20-21］。2008年奥巴马执政以后，在美国大力推行循证决策，提出循证决策的五个策略，并采取行动支持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以证据为基础对特定优先社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促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服务项目。2016年3月18日，美国第114届国会通过了成立 “循证决策委员会”的法案【H.R.1831（114th）：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mmission Act of 2016】［22］， 以确保联邦政府在制定每年为社会服务提供超过1.6万亿美元资金的资助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基于证据，同时评估联邦计划和税收支出的有效性。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城市研究所等机构联合成立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ve”（循证决策协作网）［23］，成为美国第一家由智库机构合作建立的循证决策研究机构。协作网明确提出通过确立循证决策原则，提供证据决策工具支持，制定循证决策发展计划，促进循证决策应用和推广。随着全球治理的发展，循证决策的思想也正为日本、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关注和接受。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315/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