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经常性处境与超越向度(3)

当人类进入慢病时代，医学的局限性以另一种面目凸显出来。用威廉·巴雷特[6]话来说，“人类生活的悲剧性质”在于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慢性病是涉及多种疾病原因的功能障碍，其生物性与社会性原因同等重要，而且社会和心理因素不仅仅影响一个人是否患病，还会影响症状的表现、持续时间和强度。向慢性病的转型远远超越了把细菌、病毒作为唯一病原的范畴。统摄所有致病因素以避免慢性病对人的困扰远远超出医学的能力，它能够诊断却往往无法治愈，不得不由在传染病领域内的短促突击、阻断疾病蔓延调整为长期与疾病周旋、把控病程、调摄健康行为的持久战。尽管医学以一种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推进，越来越准确地破解着疾病成因、带来越来越接近精准的治疗方法，给世人足够的机会去领略其有力量的一面，但庞大的慢性病人群体正过着高度医学化生活的冷峻事实提醒我们，关于“医学何为”的正确认识必须同时在它的两种性质(力量和脆弱)里获得。

2.2 局限医学：生活世界的活性体现

医学乃人类文化成就之一，与生活世界的其他成员具有复杂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其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关系性存在的见证。

首先，政治对医学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利益、权利和权力进行界定和分配，其中必然关涉生命健康问题。一方面，医学、医疗卫生事业因护佑最宝贵的生命资源堪称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另一方面，如福柯[7]先生所言：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这句话的另一面即：与疾病作斗争就是和好政府志同道合。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医学与政治的关联呈现得异常充分。当人的生命普遍遭遇威胁，各国政府是否、如何组织力量取决于各异的政治理念。我们国家全力调遣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救治病人，对所有病人全部免费治疗。之所以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一是在打科技战：进行病毒检测、掌握病毒传播规律、进行治疗药物的筛选、调整完善治疗方案等，与病毒赛跑。与此同时实行联防联控，切断病毒传播链条，实属现代高效的社会治理与古老经验的最佳结合。一些国家沦为疫情重灾区，时至今日至暗时刻仍未到来，不一定或一定不是科技方面落后或迟缓，反而是在第二个方面出了问题。这也印证了医学的政治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医学局限性：一种医学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客观效果，还要看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其背后的价值观。

其次，文化偏好影响医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曾经孕育了各异的医学体系。现代科学医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白鹿原》中的冷先生称其治不了的绝症为“瞎瞎病”[8]9，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为是对视觉局限导致的医学局限的一种诉说。在现实层面上，现代医学前所未有地延伸了医生的视觉，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诠释了医学目标一致性的一面，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获得文化的首肯。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费孝通[9]曾这样描述：西方社会如同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把权利义务分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社会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群己界限模糊，克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不同国度在疫情防控效果上的强烈反差给了全球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观摩和感叹文化差异性的典型素材，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异质文化间彼此影响的效果甚微。在新冠疫情袭来时，中国举国同心，同舟共济，大批医务人员“无论生死，不计报酬”逆向而行。中国乃至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民众对于个人防护和行动限制具有很高的自觉，而西方文化培育的社会成员则更加推崇自由，专家、政治家的提倡收效不够理想，给医务人员造成本可以避免的工作负荷和精神压力，这些恐怕只能归咎于文化偏好。

3 对医学局限性的认知与超越

3.1 对医学局限性的认知

人的思想活动的主要动力是追求彻底和清晰的强烈愿望[10]，“确定性”是人的认识愿望满足时标准的成果形式。由于疾病对能力乃至自由的剥夺，相比于对其他生活困难的克服，人类将所有疾病“尽收眼底”并“一网打尽”的愿望更为迫切和强烈，当然要认识和接纳医学局限性也格外困难。

在传统社会，医学作为一种文化与无法更改的自然之间的边界在实践中是模糊的，但在人们精神层面是一种确定性的存在。这个边界出自被胡塞尔[11]命名的“视域”，医学所有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是从视域所描绘的那些界限中产生出来的”。医生的实践多依据前辈的教诲，“仍然为对象保留其在相关经验视域中的置身状态”,也沿袭他们的模样不苛求凭一己凡俗之力去做偶然在幻想中期待超自然的力量去完成的事情。小说《白鹿原》中的冷先生应白嘉轩请求上门救治在床上麻花一样扭曲着的秉德老汉，一招就让病人眼里有了生命回归的活光。但他坚持“有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在自己的招数用过两次后便执意告辞。秉德老汉醒来发觉屋里已无冷先生，便知自己的死期临近[8]7-8。虽为文学作品，但能够反映出在传统社会里医患间虽非情愿但也默契的共识：医生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不是医生的错。中国古人由衷感叹“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扁鹊语)，“学医三年，自谓天下无不治之症；行医三年，方知天下无可用之方”(自孙思邈《大医精诚》)，此中大体可见横亘在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医学边界的标识，或曰医学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界碑。承受失子之痛的英国画家路克·菲尔德斯何以用画笔把经治医生描绘成苦难关怀的模样而没有今天诸多暴力伤医者眼中的怨、怒或者恨，其核心原因就在这里。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620/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