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到“公共管理学” ——循证决策范(3)

第三阶段，循证医学全面发展阶段(2000至今)。自2000年以来,循证医学的重要焦点一直在领域的细分和证据的交流上。细分体现在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更加细化，证据交流体现在一些领域有不少高质量的医学指南。Deutschbauer等[13]将循证医学的方法应用到基因工程上，从而证明基因表达和突变体的相关性。Moore[14]对于医疗保健中的证据列出了三个标准：质量(是否能够避免偏差)、大小(准确的信息是否足够)和效度(是否告知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Vakil等[15]通过对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定义和分类，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共识，他们认为虽然会由于术语和语言差异、流行病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区别，使得以证据为基础的全球性共识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共识可以简化疾病管理,允许合作研究，并帮助到更多的病人。换句话说，就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全球共识可以使各个国家的医疗更高效。Zhang等[16]发表了有关髋关节和膝关节骨关节炎管理的专家共识指南，这一指南系统回顾了研究证据和意见，总结出适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疗方法。

五、循证决策向公共管理的扩散

循证决策在医学领域取得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学科领域的关注，很多学者纷纷借鉴这种决策理念和方法，形成循证决策向其他学科领域扩散的现象。其中，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针对公共管理学领域，通过对292篇循证决策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归纳总结出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现状

对于循证决策范式在公共管理学的应用，众多学者持拥护的态度，他们认为循证决策可以为科学地制定政策提供更好的选择和途径，符合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在1992年医学界正式开始使用循证决策后，学者Dawson等在1996年就早早地将循证决策应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在他们发表的《公共物品进行私人融资？依旧不是循证决策》中，认为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采取私人融资的方式缺乏证据支持，显然不符合循证决策的要求。[17]这是公共管理领域第一次开始关注循证决策范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论证，并默认循证决策是一个“好”的决策模式。这为循证决策范式在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扩散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领头作用。很多公共管理学学者对循证决策都持欢迎的态度，有的对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学领域的应用进行合理性的阐释，有的将其应用到具体的政策中进行检验。Bhatta属于前者，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已经对行政环境产生了影响，许多智库机构为行政长官们提供政策咨询。然而，跨管辖权的证据表明，这些系统的政策一般无法体现政策建议所需要的严格性，利用循证分析的方法去指导政策建议可以成为保证政策质量的工具。[18]Jennings等人属于后者，他们对美国50个州12个政府机构进行循证决策情况的调查，发现在进行决策时，不同政府机构的信息来源不同且赋予其不同的权重。[19]

但是，在公共管理学接受循证决策范式的同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对于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有很多质疑。比较著名的是Head Brain，他提出对循证决策的许多反思和质疑，一是将证据纳入到政策制定、方案评估和方案改进是与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效率和效益原则一致，但是如果这个背景改变，那么循证决策是否还适用？二是循证决策自身的局限性。政策决策源于政治、判断和辩论，而不是从经验分析中推断出来的。政策辩论和政策分析在事实、规范和预期行动中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证据”具有多样性和竞争性。[20]

(二)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趋势

循证决策范式从医学到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了20年，在西方学界也已经形成一些成果。虽然不如在医学领域形成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也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

首先，循证决策研究侧重于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的研究。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期主要是理论层面研究循证决策价值取向等。Sanderson[21]认为重视循证决策代表着“现代主义”精神的影响力还在。尽管循证决策的理想主义假设受到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严重挑战，但是将政策制定扎根于“起作用”的可靠知识的尝试依旧很重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社会系统需要高效的治理，循证决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且由政策和项目评估指导的“反社会学习”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互动式治理”的基础。评估证据成为政府制定政策中重要的活动，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证据的评估应当是以理论为基础，并且主要聚焦于解释和理解政策是怎样以“多元方法”取得成效的。Kay[22]认为循证决策可以看成随着不同的政策内容变化，从单一、个别或普遍的理性向多元理性的转变。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0/1016/3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