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到“公共管理学” ——循证决策范(4)

随着循证决策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善，学者们开始聚焦于研究循证决策在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包含循证决策在政府部门的应用情况、具体国家地区应用循证决策的可行性及其障碍等。Vregdenhil等[23]通过对荷兰莱茵河盆地的三个试点项目进行调研，探索如何更好地实施循证决策。他们将三个项目定义为：研究型、管理型和政治—企业型,每种类型的试点项目都对循证实践有不同的贡献。研究型试点项目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某一创新方面的“研究—实践”发现(由下而上)，或者提供决策者要求的支持政策的直接信息(由上而下)，根据这些决策者可以发展、调整或否决政策;管理型试点项目本身是为解决当地问题或是用创新方式推行政策，其特点是实用主义；政治—企业型试点项目的核心是创新，创始人明确地想要“出售”他们的创新，通过实验项目去建立支持自己想法的证据，这些知识通过将试验点作为例子或是通过参与被决策者所接受。Marais等[24]以南非省级增长和发展战略为研究对象，探讨循证决策在南非的实施可行性和障碍。他们认为，政策和研究(policy & research)之间有很多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决策者对研究者的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是针对研究方法、前设理论、范式、结果或者单纯不喜欢研究者。国际实践经验显示，理论上意识形态的真空区并不存在，决策者考虑研究者的研究时必须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循证决策需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更加成熟的一种关系——他们所属的政党愿意听从其他政党的(前提是有政治意愿)。 Hansen等[25]学者厘清循证决策和循证实践是如何进入丹麦的，即先是循证医学,然后是社会工作,最后到了教育领域。他们认为,证据运动之所以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做法，是因为它提供的证据是一种信息、知识，这又恰恰是各个领域所需求的。循证运动中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内容，包含概念争论、方法论的冲突、证据政治中主体角色。其中，围绕着证据有四类主体：政府人员、公民、专家和调查团体。从长远来看，循证决策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方法论，比以前的决策方式更加高质量和有效。Banks[26]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循证决策，并说明在实施循证决策中有很多的影响因素：方法论问题、高质量的数据、证据的透明性、证据建立需要的时间、研究人员、证据的独立性等。

其次，循证决策研究的内容由公共卫生政策向其他多种公共政策发展。从文献数量上看，公共卫生政策的循证决策研究非常多，这是因为循证决策起源于循证医学，故而作为医学和公共管理交叉领域的公共卫生政策成为研究的重点，它也是循证决策范式从医学扩散到公共管理学的重要桥梁。Pientka[27]提出在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用循证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卫生政策涉及到临床实践指导，为了医疗卫生系统的改善和卫生服务质量的提高，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应当更加科学，故以证据为基础制定政策不可或缺。Florin[28]则研究循证决策在应用于卫生政策中存在的障碍和壁垒。Murray等[29]通过研究全球疾病负担，对综合区域和全球死亡及残疾进行评估和预测，研究的结果作为证据用来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Dobrow等[30]提出循证决策轴，用来描述在由循证医学发展到循证卫生政策过程中“证据(evidence)”和“环境(context)”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循证医学所作的决策是个人层面的，而循证卫生政策是人口政策层面，所面对的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多变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循证决策的概念框架，聚焦于环境如何影响决策，什么构成了证据以及证据如何利用。Dobrow等人认为循证医学是追求高质量的研究证据，而尽量缩小决策环境的影响，其环境影响只是患者意愿和医疗条件的限制，但是循证卫生政策则无法脱离决策环境的影响，因为即使循证卫生政策的环境影响因素更多且不可控，也要比传统决策模式制定的卫生政策更科学。Brownson等[31]认为循证卫生决策缺少明确的定义和推动其发展的研究方法。政策相关的证据包括定量信息(如流行病学相关的数据)和定性信息(如叙述账户)。将循证决策划分为三个关键领域：(1)过程，了解能够提升政策采纳可能性的方法；(2)内容，确定可能会有效的具体政策因素；(3)结果，记录政策的潜在影响。进一步推动循证决策的措施包括：更有效地准备和沟通数据，更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分析工具，进行政策监控，追踪不同类型的证据。Frenk[32]总结墨西哥卫生政策的改革经验作为一种“证据”，为全球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提供借鉴。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0/1016/3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