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循证学法学与循证科学的交叉方法和领域(4)

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和法学领域的循证方法，目前面临着当年文学及文学评论方法进入法学领域时的同样尴尬与相似际遇。从文学（评论）方法与法律结盟之初到现在，“法律+文学”的方法杂交，衍生出三个不同的产物：即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作为文学文本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和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而纵观今天的大数据法学研究，似乎也在重复着当年“法律+文学”的老路。具体而言，在大数据法学研究大旗下，聚集着大数据的法学（Law of Big Data，如关注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保护）、作为大数据的法学（Law as Big Data，即人是数据的集合体）以及法学的大数据化（Big Data of Law，法律法学数据库的建设）。实际上，法学与大数据方法交叉与结盟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共同的质点，即如何依据循证方法的特定甄别、评价标准，将法学文献与法律规则纳入（或排除）法治决策证据，进而形成决策数据，以备未来循证法治决策实践应用。依此，研究者在依照科学流程和规范工具展开法循证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海量数据中徒有其名、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或自相矛盾的研究成果（决策证据或数据）进行甄别、筛选，而且要根据证据/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及效力大小等质量标准进行分类整合，甚至对研究结论进行再甄别、筛选和整合（如系统评价的再评价）。故此，在某种程度上，法循证学研究实际上充当了对现有法学研究成果真伪 （即证据的名与实）、研究水准高下、学术逻辑自洽、学术传承及流派有无等的专业、客观的同行评价（Peer Review）。

当然，恰如所有法学研究方法一样，专长于法治决策的法循证方法，其自身也是优缺点并存，它与主流法学研究方法之间互补共生。对于价值论规范法学方法、分析实证法学方法及法社会学方法等主流研究方法，它既无心排斥，也无力替代；相反，所有的适格法学研究文献被循证证据化后所形成的大数据，虽然可以呈现为某种数据比例、数据流趋势以及数据关系，但却无法单纯通过数据自身完成客观言说，仍然需要研究者结合社会系统、法治语境、主流价值和逻辑修辞等小数据，对文本进行点面结合的解读分析，最后，才能形成一个主、客观和谐统一，价值、文本和制度三维支撑的循证结论［9］。换句话说，循证学方法在法律和法学领域的引入，为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真正走出象牙塔并与法治实践牵手协作，插上了科学方法和大数据的翅膀。

3 法循证学的方法论意义

3.1 法循证学方法的一般意义

法治活动，不管是立法、监察、执法、司法和守法，还是法治环节中的每一次或重大或微小的法治决定与选择，尤其是重大的法治决策活动，实际上都是一次与循证医学非常类似的循证决策，或者说都是有效证据基础上的法治决策。回顾人类社会的既往决策史，在有经验的领域，人类依赖自身的生活经验或者长老的生存智慧来决策；没有经验的地方，依赖天命与神灵来裁判；近代以来，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包括从公理出发的演绎推理和从实据出发的归纳推理，进行法治决策。前者衍生出了大陆法系，后者催生了英美法系。

虽然源自西方的狭义法治决策，都属于超越有限经验和感性情绪的理性决策，但是，可能隅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更因于经验数据本身在质与量两个方面的主观、割裂和阙如，再加之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如互联网和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等的保障，使得即使立法、监察、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理性决策，也因为决策证据的单薄、片面和非科学性，而显得漏洞重重。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路线，其所预设的普世理想主义，也始终为人所诟病。法律及其法学研究活动，一直不敢面对是技术还是艺术的纠问。

其后，随着上述制度障碍、技术瓶颈和观念桎梏的被打碎与突破，法学领域也频频被身披科学主义（即理性主义）铠甲、手持技术分析与数据统计长矛的所谓帝国主义学科——前有经济学、后有社会学等，所殖民和征服。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所衍生出的法经济学、社科法学等方法和领域，渐次成为法学研究尤其是成果发表的新宠，风头甚至盖过了其母体。而包括最新的法学+大数据所正在孕育的大数据法学，以及本文在此讨论的法循证学等，依然是这一法律和法学领域的理性主义新风潮的产物。

3.2 法循证学方法的法治实践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408/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