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循证学法学与循证科学的交叉方法和领域(5)

这一法律和法学领域的新风潮，依然是人类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利用新的时代条件和资源，对包括法学在内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又一次修补与深耕。如同大数据在电子商务领域精准营销方面的实例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法治决策大数据，依赖大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就可以基本实现法治决策的人类近代梦想，即“自动售货机化”和“法律计算机化”。实际上，目前中国司法系统中已经采行的包括法信系统在内的法律智能裁判系统，就怀揣着这样的法治实践梦想。

首先，随着这一梦想步步逼近现实，至少在中国特色法治实践中，权力、关系、人情、金钱等法外因素对法治公平正义价值的干扰，就可能会被降到最低限度。中国特色法治梦想的公平正义之光，就更有可能照进每一个案件并被每个案件当事人所感知。应该说，伴随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直道超车的同时，也为包括法治在内的特色国家治理方式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其次，实践中，循证方法在法律领域引入的更积极意义还在于，它将为特色法治和法治国家建设所提出的科学、民主和法治决策，以及公众参与集思广益，提供更加坚实有效的决策证据支持；使得科学、民主和法治决策，不仅使基于高质量的循证证据有了载体，而且，循证方法、海量高质证据和规范操作流程，也为决策的科学、民主和法治注入了真实的内涵与贯通的活水。

最后，通过相关循证法治决策证据大数据库的不断积累和完善，最终将助力整个特色法治体系、法学体系建设这一宏大目标。我们未来的法治决策，将不再依赖个体性的经验（尤其是长官意志）、不再依赖脱离本土实际的西方理论结论 （尤其是所谓的法律移植），当然，另一方面它也不拒绝对本土经验中普世逻辑的提炼推广，以及对国外法治经验中高质量证据的借鉴采纳。循证基础上的法治体系和法学体系，才能真正讲出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色法治故事。

3.3 法循证学方法的法学理论意义

循证方法在法律和法学研究领域的引入，理论上还具有如下重大意义：

首先，循证方法作为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尤其是在传统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领域所获得的前瞻性和颠覆性工作实绩，必将使其成为未来国际学术发展需要追随的新方法和亟待攻占的新高地。为此，在中国法学研究中引入系统评价在内的循证方法，有利于中国法学研究跟踪甚至伺机赶超这一国际学术前沿；有利于国际化程度非常欠缺的中国法学研究成果充分借助循证方法的国际优势，与国际相关领域的循证研究成果之间真正实现相互对接与转化。

第二，循证方法在法学领域的引入，有利于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法律人的研究方法工具箱。不仅会在由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等所组成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家族中增添新丁，而且有助于长期依赖价值推演和主观臆断的中国法学研究，借力新时代提供的新技术和新资源，为其价值和立场找到客观数据基础，使中国特色法学研究迈上跨越式发展的新台阶。

第三，讲求“让证据说话”、遵循证据决策的循证方法，其在法律和法学领域的引入，有利于矫正既往中国法学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的直觉式感想、禅宗式顿悟、辞赋式会通的方法倾向，以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不可比较、评价和实操的文风特征。有利于把日益自言自语、私人评述式的法学研究从泥淖中拯救出来。纠正现有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与法治实践措施，尤其是各环节的法治决策之间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

最后，循证方法在法律法学领域的引入，还有利于借助国际化、专业化与体系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与标准，总结过去四十年来，转型中国汉语法学和特色法治成果。实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刺破泡沫的学术净化功效，以及凝结学术共识、预判学术发展前景的学术引领功能。

当然，（套）内生于医疗活动和医学规律的循证方法及其工具，就其整体而言，虽然是一种二次研究方法，典型者如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系统评价的再评价等，但它也不排斥包括社会调查、实验等在内的原始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法律和法治自身的政策研究与宏观复杂决策特性，盛行于临床实践指南、临床决策分析、卫生技术评估、卫生政策研究，包括循证卫生决策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知证卫生决策 （Evidence-informed Policy Making）等在内的转化研究方法，可能更加契合法循证学研究的内在气质。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408/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