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10)

社会对于女医师的专业性也存在一定偏见。1934年《新家庭》杂志曾组织召开过一次女医座谈会，会上，吉贞姬、张文卿、边锡花、孙致贞、刘英俊等女医代表，围绕女医的社会偏见展开了如下讨论：

刘英俊：……我在红十字医院曾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家医院在外科、皮肤科、小儿科等方面都很优秀，唯一的问题就是把女医师当护士看待。

吉贞姬：一般说起女医师坐诊的医院，人们就会以为是产妇要去的地方，而且会认为是只有女医的地方。

刘英俊：我一开始去梨花女学堂的时候，可能是大家没见过女医师，气氛并不对劲。她们认为来了一个到底是护士还是产婆，连来历都不清楚的人，还自诩为医师，所以都不找我看病。

……

吉贞姬：当然，一般医师所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我们哪里不行呢？[69](PP 37-38)

上述对话至少传达了两方面信息：第一，女医师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护士或产婆；第二，人们认为女医师比男医师低一等。对于这样的认识，女医师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她们抱怨大众对于女医没有起码的尊重，看了病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扬长而去[69](P 41)。此外，她们还指出，女性患者虽然由于男女有别的观念，更喜欢接受女医的诊疗，但对女医常不信任与轻视，反而在男医师面前表现得更为合作[56](P 3)[70]。

不过，在女医师集中活跃的妇产科和儿科领域，社会大众对于女医师还是十分信任的。人们认为女医师更了解女性的生理结构，并且具备纤细、温柔等女性特质，能够更好地和女性患者沟通[69](P 43)。部分女医师自身也认同这种一般性的看法。据京城女医专第一届毕业生洪淑憙回忆，她入学的时候就曾下定决心要专攻妇产科，以保障所有产妇的生命安全[60](P 118)。1944年进入京城女医专学习的朱一忆也是如此。朱一忆的同学在毕业后也大部分选择妇产科和儿科作为各自的临床方向[50](PP 173-174)。

令人意外的是，女医们的这种选择并非受学校的教育方针或培养体系影响。当时京城女医专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妇产科课程，学生在学期间也没有参加过接生等妇产科实习，她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书本自学而来[50](PP 173-174)。因此，女医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选择妇产科、儿科方向，多半并非受学校氛围或老师的影响，而是因为她们也认同或无意识共享了女医师就应该发挥好女性特质、为女性服务这一社会的通行看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34年毕业于东京女医专、其后成为韩国第一个女性医学博士的孙致贞才会明确表示：“女医要充分发挥女性应有的本性，要以无比亲切的态度竭诚对待患者”[71](P 38)。出于这一想法，孙致贞联合其他女医师，计划设立专门面向女性患者的妇人联合医院[72](P 35)。虽然包括孙致贞本人在内的一部分女医，都认为女医不应该只为女性患者看病，而应该面向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患者。但在无形的现实障碍面前，凸显自身的女性特质，主要接诊女性患者，也不失为一种无奈却又保险的行业生存策略。

五、结语

在近代西医职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女医都经历了一个从被排斥到被慢慢接纳的过程。女性最终能够和男性一样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成为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无不得益于东西方女医先觉者们的抗争与呐喊。然而，通过对近代韩国女医职业化历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层面的女医职业化，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东西方女医先觉者们所追求的两性平等的终极目标。

相比西方和日本，韩国近代女医的培养主要依靠外来势力。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的推手是Hall女士，1938年京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升格后，校长由日本人担任，而大批的女医又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因此，在为女医争取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朝鲜医师尤其是朝鲜女医师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换言之，近代韩国女医的职业化和为争取女权的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并没有形成充满张力的互动。反而，无论是在为女子医学教育正当性辩护的问题上，还是在女医群体的自我认同层面，与其说女医是现存性别规范和社会旧秩序的挑战者，毋宁说她们更多呈现出的是顺从、继承乃至拥护旧秩序与旧规范的面貌。这使得近代韩国女医师这一职业，在诸多方面受制于因性别不平等和歧视而造成的非制度性障碍。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无疑是一项长远的、各项机制配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

[1][韩]赵炳僖.疾病与医疗的社会学[M].首尔：集文堂，2015.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