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7)

当时这不到100名女医师的象征意义恐怕要远大于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女医师和女教师是近代韩国最早出现的女性专门职业，一般舆论认为，女医师“对于朝鲜女子来说，是相对需求量大、高尚且收入不菲的女性职业”[54]。一项统计表明，整个殖民地时期，女性就业人数为330-380万名，其中，从事农业的女性占90%，从事商业交通业的女性占3%-5%，行商、女店员、服务员占2%-4%，从事工业和公务自由行业的女性占1%。由此来看，除了农业，当时女性就业机会相当有限(13)这和女性受教育机会有限的背景密切相关，也和殖民地朝鲜经济的低迷有很大关联。参见金景一：《日治时期女性的工作与职业》，《社会与历史》2002年第61期，第172页。。其中，医疗、教育、媒体、艺术、宗教行业的女性就业人数仅占女性总就业人数的0.5%-1%，占女性总人口的0.2%-0.3%[55](P 159,P 166)。这也反过来说明女医师在朝鲜女性中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仅从收入来看，女医师的薪酬(起薪为70-80圆)也等于或高于中学教师(70-80圆)、播音员(50-60圆)、幼儿保育员(40-60圆)、女记者(40-60圆)、小学教师(40-50圆)、产婆(40-50圆)等职业，是当时收入最高的女性职业之一[53](P 174)[54]。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很多女医师或自行开业，或在公私立医院从事诊疗活动，都活跃在医疗行业一线。可以说，她们成功地确立了女医作为医疗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其中，大部分的女医师都耕耘在妇产科和儿科领域，即便是综合医院，因为是女医坐诊，实际上吸引的大部分患者也是女性，自然形成了女性集中于妇科、产科的现象[56](P 3)。事实上，当时有不少女医在实习阶段选择了内科，但当她们毕业后自行开业或就业时，还是会选择主攻妇产科和小儿科(14)例如玄德信、孙致贞、朴顺婷、李仁淑、许凤朝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古代东亚传统医学中，相比成年男性疾病，女性和小儿的病患更加难以医治的观念由来已久(15)“宁医十丈夫，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起源于中国的这一句业界行话，自朝鲜时期以来，也广泛地流传于朝鲜医家之间。参见许浚：《谚解痘疮集要(卷下)》，1601年；崔奎宪：《小儿医方》，京城：广学书铺，1912年；郑淳中：《红疹方药编》，咸阳：梅轩书室，1927年；李永春：《春鉴录》，义城：义城印刷所，1927年；李承天：《经验秘方小儿保鉴》，京城：中央印书馆，1936年。之所以会有这种观念，一是因为无论是女性还是小儿，他们都因为无法向医师正确或自如地描述自己的病情，从而给治疗增添了难度；二是这种观念背后蕴藏了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医师和知识分子为了建构男女有别的社会秩序，而有意识地将女性的生理问题进行特殊化的意图。参见赵婧：《医学、职业与性别——近代女子习医论再探》，《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6期，第62页。。近代女医群体的形成，意味着女医发挥女性特质，在不违背传统社会伦理规范的前提下，成为治疗和照护在传统医学中处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主体力量，并承担起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下备受重视的母子保健的任务。由此可见，女医师集中于妇产科、儿科，虽然缩小了其活动领域，但的确有助于确保和提升她们在上述专科乃至整个医学领域所构建的专业权威(16)当然，当时朝鲜男医师中也有一些妇产科、儿科专家，如女医文郇城的丈夫曹軴焕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在治疗不孕不育、慢性淋病等妇产科疾病方面具有高超的技术。参见《刀圭界的重镇，中央医院长曹軴焕氏》，《东亚日报》1934年4月19日。。

四、近代韩国女医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地位

近代女医师既接受过高等教育，又从事高度专门化的职业，她们作为时代的先驱，无疑会受到来自舆论和大众的追捧[8](P 30)。女医毕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留学、医院开业等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但如果仅仅据此就判定当时女医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境遇，难免会以偏概全。为此，笔者将结合具体事例，从近代韩国女医的习医动机、家庭角色、职业生涯、自我定位等角度来探究其自我认同与社会地位。

历经开港、日治时期，韩国的医师行业逐步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在殖民当局设定的医疗秩序下，医师作为专门职业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与此相应，女医师理论上必将日益拥有更多的社会光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的女医学生都是冲着这一社会光环而选择习医。有一些人是出于对女性健康和疾病的关注，抑或出于宗教情怀或社会责任感而走上了习医的道路[8](P 51)[57](P 105)。例如，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的女医师金东淑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曾于1937年回顾自己的学医历程：“我立志学医的动机十分简单，因为我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刺激。众所周知，30年前，和现在很不一样，我们的社会还处于蒙昧之中，不仅医疗机构缺乏，而且人们十分顽固，不愿意接受医院医师的诊察。如果一个女人接受了洋人医师的诊察，并就此传出去的话，人们就会对此嗤之以鼻、大惊小怪。……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年仅22岁的母亲，在没有看过一次医师的前提下，就断送了花一般的年华。……所以我要成为医师，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妈妈陪伴的幸福。”[58](P 46)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