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2)

《医疾令》对宫廷女医的身份、资格、选拔人员、居住场所、教育、考试、学业年限做了详细规定。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女医出自官户、官奴婢等身份卑贱的阶层；第二，将女医单独安置，严格限制其出入；第三，让医学博士以口头形式教授女医以安胎、难产、疮肿、骨折、外伤、针灸等知识。这意味着当时国家设置女医的主要目的是为宫闱女性提供医疗服务，女医处于比男性医师低一个等级的从属性地位[22](P 90)[23](PP 94-114)(2)程锦认为，女医出自地位卑贱的官户婢，又被要求无夫无男女，即便训练有成，恐与补官任职无缘。因而她推测当时少数几个司药、典药和掌药的女官应该并非从女医中选任，而是另有选任渠道。参见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以唐〈医疾令〉“女医”条为中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8页。。唐代的《医疾令》也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于8世纪颁布了与唐代的法令极为相似的《医疾令》[24](PP 17-18)。由此可见，在古代东亚世界，女性很早就在国家医疗体系中占据了一定位置。

女医的地位到宋代发生了很大改变。宋代之后，医学和儒学相结合，医界重视阴阳五行和脉诊等理论、崇尚儒医的风尚日益兴盛。这对和教育几乎无缘的女性而言十分不利。同时，民间针灸铜人的出现促进了针灸的普及。相比医学理论，女性原本与针灸、咒术性的医疗更具亲和性，这也使得她们日益被重视理论的正统医学所排斥[19](P 66)[22](P 93)。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随着医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社会对医师知识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导致女性愈发远离正统医疗，也加速了士绅家庭出身的女流医师(儒医)和民间一般女医之间的分化[19](P 66)。由于出身于士绅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医家不但人数极为有限，而且碍于礼教无法公开行医，致使她们的影响力仅限于家族之内。因此，整体而言，女医逐渐落入与儒者和男性主流医师所定义的正统医道格格不入的“三姑六婆”(3)关于“三姑六婆”这一称呼的文本呈现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参见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的行列[25](PP 211-214)。

日本在8世纪颁布的《医疾令》确立了规范女医的制度，但从15世纪开始，关于这一制度的记录不复见诸史料，这表明女医制度很可能退出了日本历史。到了江户时期，由于男女有别的风俗，治疗女性患者的女医重新出现，但是史料记载的人数相当有限[24](PP 25-26)。

从文献资料来看，相比中日两国，韩国的女医出现较晚。韩国的医女制度始于朝鲜时期太宗六年(1406年)三月。《太宗实录》记载：“丙午，命济生院，教童女医药。检校汉城府尹知济生院事许衜上言曰：窃谓妇人有疾，使男医诊治，或怀羞愧，不肯出示其疾，以致死亡。愿择仓库、宫司童女数十人，教以脉经、针灸之法，使之救治，则庶益殿下好生之德。”[26]从史料来看，太宗时期设立医女制度，目的是救治难以接受男性医师诊疗的众多女性患者。学界一般也多将“男女七岁不同席”这一朝鲜时期儒教社会的性别规范作为医女制度创设的原因。

令人费解的是，众所周知，高丽时期是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在高丽末期性理学传入之前，男女之间没有如此教条化的繁文缛节。即便认为朝鲜初期受到了性理学的影响，但一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恐怕不会如此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朝鲜时期医女制度的起源进行重新解释。第一，在朝鲜时期以前，韩国有可能已经存在医女制度，虽然并不一定见诸现存史料；第二，太宗时期创设医女制度，可以视作国家基于对男女授受不亲这一风尚的考量，从制度上对这一既定的事实进行认可；但也可以解释为，男女之间的性别隔离是朝鲜王朝初期致力于构建的社会秩序，而医女制度正是可以支撑这一性别规范的医疗制度。

虽然上述讨论不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问题的纠结，但也提醒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医女制度的意义。事实上，女性患者接受女医的诊疗，虽然和性别隔离这一外在的社会规范有密切关联，但也不失为一种“人之常情”。这不仅限于女性，男性同样如此，尤其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同性医师的诊察往往会使患者感觉更自在。女性的生理结构不同于男性，月经、妊娠、生产等女性特有且至关重要的生理现象都与生殖器官等人体私密部位相关联，这也造成了女性患者众多的“难言之隐”。从这一角度来看，朝鲜初期医女制度的创设，既是构建儒教社会性别规范的制度性举措之一，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开始将女性的身体和健康纳入“医疗化”的场域，积极对其进行管理的表现。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