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3)

朝鲜时期的医女在史料中也被称为“女医”。医女出身于官婢，相比大多属于中人阶层的男性医官，其身份更为卑微。这和古代中日两国的情况类似。这也是日后燕山君时期医女被作为官妓对待的重要原因之一。朝鲜时期的医女是各地官府选送的聪明伶俐的官婢，她们进入中央的济生院(后改为惠民署)接受教育。因为当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所以医女进入惠民署后，首先要接受汉文和经典的教育，之后才开始学医[27](P 360)。成绩优秀的医女会被从惠民署提拔到内医院(成为“内医女”)，反之则将被送还本乡。

从成宗九年(1478年)2月定立的“劝课条目”来看，医女教育的课程包括《妇人门》《产书》等妇产科方书，《直指脉》《纂图脉》等诊脉法，《加减十三方》《和剂方》等药物调剂法以及《铜人经》等针灸法。上述科目既是汉医学的基础科目，也是为了便于医女将来能够辅佐医官，对宫中的女性开展诊断、诊脉、针灸、助产、看护、调剂等医疗行为。这样的角色设定和教学内容，决定了医女的整体水平。纵观整个朝鲜时期，虽然出现了长今、正玉、长德、贵今等医术杰出的医女，但总的来说，医女的医术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男医[28](P 2)。当时代表医女最高水准的内医院医女也只能代替医官进入后宫诊察，然后出去将症状报告交给医官，由医官讨论判定病情，并决定诊疗方案；或者按照医官的指示，入宫开展脉诊和针灸。医女不能独立诊断病情，更不能开具处方，只是纯粹的辅助性角色。

到了朝鲜后期，官员们批评医女医术日趋下降的意见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质疑通过医女入宫诊察症状，然后依靠她们的描述来诊断病情的方式是否合理。例如，肃宗十四年(1688年)，文臣朴世采曾向国王进言：“……臣新自外来，伏闻大王大妃殿症候，只使医女入诊云。……而只使医女入诊者，已极不安，且其入诊时，亦不得瞻望玉色，但以脉度迟数，传于医官而议药云，医家之观形察色，最是紧要处，而既不得瞻望颜色，医女术业，又比不如医官，而只凭口传而议药者，岂非疏漏之甚乎？……今我大王大妃殿于群下，俱有母道，则医官入诊，似无嫌疑之事。”[29]

众所周知，东亚传统医学中有“望、闻、问、切”四诊法。朴世采认为让原本医术欠佳的医女仅靠四诊法之一的脉诊法进行诊断，然后报告给医官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医女的医术当然不及男性医官，但是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严格的男女内外之别。对此，中国明代医家张景岳有过犀利的分析：“如寇宗奭引黃帝之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此治之大则也。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30]

从张景岳的论述来看，中国的男性医师也是苦于内外之别，无法采用脉诊法之外的其他“三诊”，只能隔着帷幔搭脉诊断，使医术大打折扣。当时朝鲜民间的状况当与此无异(4)如《承政院日记》记载，“且以闾巷事言之，女人之病，毋问轻重，皆障蔽诊脉。”参见《承政院日记》第330册，肃宗十四年(1688年)7月13日。。医女制度可以说正是维护这一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屏障。但是，正如朴世采所言，到了朝鲜后期，在医疗领域出现了质疑这一社会秩序的声音。实际上，由于仅靠医女传言无法正确诊断病情，也出现了允许医官随同医女共同进入后宫施诊的例外情形[31][32][33][34]。

朝鲜时期医女制度的创立，旨在向女性，尤其是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女性提供医疗服务，从而维护男女有别这一儒教社会的两性伦理规范。但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医女本身经常背离上述规范。医女主要面向女性患者进行诊疗，尤其是隶属于中央的内医院和惠民署的医女。但是，有时其诊疗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朝鲜前期的文臣徐居正就曾接受过医女的诊疗。当时御医全循义在标识了艾灸的部位之后，差派手下的医女接常前来操作。徐居正在接受艾灸治疗后，写下了《戏女医接常》：“汝是女和缓，活人应有方。要须砭骨病，不必挠刚肠。信手渠能炷，颦眉我忍肠。深恩无以报，聊复慰壶觞。”[35]诗中对于医女接常的戏弄之情溢于言表。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