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9)

维护现有性伦理的观念，同样反映在女医群体的家庭观上。当过医师也做过女记者的许英肃，经常被视为近代韩国新女性的代表。但实际上，她却是贤妻良母式家庭的坚定支持者[17](P 60)。不仅是许英肃，许多女医师都十分重视家庭。张文卿和孙致贞等批判了因热衷于社会经济活动而忽视家庭的女性，认为女医应同时在职场和家庭履行好作为医师、母亲、妻子、儿媳的职责[8](P 35)。

女医郑子英1920年从东京女医专毕业后，和丈夫文穆圭一道在京城授恩洞开设了进诚堂医院。在1928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丈夫有何不满时，她回答道：“……不满有很多。但正因为如此，期待也很大。最近听说社会上所谓的新女性们不尊重丈夫。我当然是和旧家庭女性进行比较才如此说。……但这恐怕是不行的。读过书，有学识，难道就可以轻看自己的丈夫吗？他可是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夫君……对于男人明摆着的怨念和希望，难道能一一述说清楚吗？这是我的家庭，难道我可以撒手不管吗？这就是朝鲜女人的命啊。”[67]郑子英在批判无视丈夫的新女性的同时，重申了“夫为妻纲”这一传统伦理纲常。她认为即使对丈夫有再多不满，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家庭，并以“这就是朝鲜女人的命”将其合理化。

不仅是与丈夫的关系，一部分女医师在育儿问题上的看法也十分传统。20世纪30年代在世富兰偲医院(现延世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工作的女医边锡花曾和《新家庭》记者之间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到头来，您的意思是说女性拥有职业是很艰辛的事情吗？

边锡花：这是事实。按照女性的体质，连一般的家务活都很吃力了，如果还想要工作的话，背负双重的职责实在是强人所难。而且，在全然不理解女性生理的男性旁边工作的话，就更是累人了。

记者：那您是反对女性工作吗？

边锡花：虽然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怀孕的话，我认为最好不要工作。因为养育孩子比起工作更为重要。对于女人来说，经营家庭和养育子女是重大的职责[68](P 119)。

边锡花白天要在手术室高强度地工作，晚上回到家后还要承担家务，所以她深知职业女性的不易。边锡花在职业和育儿两者中更看重后者，她本人并不鼓励女性工作。当然，边锡花的意思并非让女性都不要工作。她的经历其实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现有的家庭秩序下，女性因为要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全部重担，只要这种秩序不发生改变，女性就难以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换言之，若有意实现女性的职业化，就有必要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边锡花来说，在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她倾向于将家庭作为重心(17)女性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一直持续到朝鲜解放后。解放初期，女医师们通过报纸舆论，呼吁丈夫一起承担家务，从而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好好工作。参见《建设新朝鲜的寄语(四)建国之际的嘱托，请尊重女性(女医师孔小泽女史谈)》，《中央新闻》1945年12月8日；《家庭之上的社会，一家团乐的时间》，《京乡新闻》1950年1月22日。。由此可见，似乎应走在女性解放队伍前列的女医师们，实际上更多的是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扮演丈夫的忠诚配偶、家庭的忠实守护者角色。

这种将女性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家庭角色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医的社会地位。当时在社会上，人们虽然认可女医师是头脑聪明、学习优秀的女性，但是比起将她们视为以西方近代医学为业的“医师”，更多的人认为女医师是依托丈夫的职业和名望才得以出人头地的。1927年3月，《别乾坤》杂志的一则报道就曾如此评论许英肃、玄德信、李德耀、刘英俊四位女医：“……但是话说许氏、玄氏、李氏，这三位在社会上出名并非因为医术或医学知识，而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是文学家、新闻记者，所以才自然而然地跟着出名的。而刘氏的话，则出生于平壤这座名城，她曾留学中国、日本，此后担任泰和(泰和诊疗所)的医师和梨花学堂的校医，她在忙碌之余，还不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也出了名。并非因为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而出名。”[43](P 73)

上述报道的内容当然并非完全属实。的确如报道所言，相比家庭主妇、记者的角色，许英肃作为医师的角色并不鲜明，也确实在很多方面沾了丈夫李光洙的光。但是，其他三位女医师却并非因为丈夫的地位才得以出名，她们更多的是以女医师形象见诸报端。当然，有部分女医师，由于她们的丈夫也是同行，所以存在夫妻共同开设医院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确容易招致大众对她们仰赖丈夫出名的误解。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