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8)

金东淑的事例虽有些特殊，却代表了出于实现医术价值和女医的社会价值而走上习医道路的女性。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像金东淑那样一开始就对医学抱有执着的信念。例如，继朴爱施德之后成为近代韩国第二个女医师的许英肃(著名文人李光洙的妻子)。许英肃从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毕业后，不愿意像三个姐姐那样早早地嫁为人妇，成为贤妻良母，所以毅然选择了赴日留学。她一开始想去东京学习音乐，但是由于母亲反对，且诸位老师也劝其学医，所以最终选择了东京女医专[59]。像许英肃那样，因希望告别旧时代女性的命运而选择继续求学的女性当不在少数。女医玄德信也是因为不想成为平凡的家庭主妇而选择了习医。她们希望有别于未接受高等教育、早日嫁为人妇的旧女性，选择进入专门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学习，只是最初专业未必限于医学，可能会像许英肃那样，一开始有自己心仪的专业，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告之下，才改为学医[8](PP 167-168)[60](PP 117-118)。

女性选择习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日本明治时期女医的先驱者吉冈弥生最初创立东京女医学校时，就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吉冈弥生认为，要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医师这个职业对提高女性经济能力尤为有利[61](P 189)。事实上，近代西欧新女性在高倡女权时所提出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正是女性的经济独立。这一思想潮流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波及朝鲜。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女性运动的姜平国就曾表示：“所谓的结婚自由、恋爱自由，或是社交自由等等，关乎女性自主独立的所有问题，都无法通过空谈的理论进行解决，而是(根本上)取决于唯物主义的经济独立。”[62]东京女医专毕业生、20世纪30年代开设东洋妇人医院的李德耀，也曾在1931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坚持完成这个学校(东京女医专)的学业，其理由在于我一直有一个觉悟，那就是一定要实现经济独立……正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职业，所以即便丈夫流亡海外，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也能基本保证自己衣食无忧，这不可不谓是一件幸事。”[63](P 80)

和姜平国一样，李德耀也将经济独立作为学医的最主要动机。李德耀是朝鲜共产党干部韩伟健的妻子，她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李德耀重视女性的经济基础，当与她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关。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丈夫流亡中国的岁月里，女医这一职业在助其维持生计方面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属于高收入行列的医师职业，对于提升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改善其社会地位具有切实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女医都对女医师这个职业在改善女性地位方面的积极意义怀有高度的自觉。换言之，当时的女医并非都积极支持女性解放，或对现有的性伦理和社会秩序高举反旗。女医内部存在的差异使得我们无法在单一的女权主义框架下将其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予以简单化约。

首先，在恋爱方面，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女医群体对于1910年后传入朝鲜的自由恋爱观并不陌生，甚至对非主流的恋情——同性恋也持包容开放态度，如李德耀年轻时就以同性恋爱而出名。但细究则发现，女医群体基本上未游离于传统社会的性别规范与父权家长制之外。例如，当时女医在贞操问题上表现得十分保守。学生时代沉迷于同性恋的李德耀，在嫁为人妻后，尤为重视女性的贞洁，她曾向因为丈夫流亡海外或被殖民当局关押而“守活寡”的女同胞呼吁：“有人因为性欲而不能等待丈夫(回来)，但是坦率地说，以我的经验来看，我忍了3年多(都没有问题)。如果说爱得热烈的话，如果说那份热烈(的情感)无论何时都不会冷却的话，那么，性欲这个东西，100年都应该可以忍受吧？！万一实在无法忍受的话，可以继续深爱着那个男人，但是同时可以偶尔与其他的男人发生关系。……我认为，只要是出于爱情，无论多久都应该守节。只要能吃饱饭，就那么点儿性欲还忍不住吗？”[64](P 39)

相比李德耀，女医张文卿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更为坚决。她认为，“贞操是女子的生命”，“没有贞操观念的女子，就是性方面的破产者”[65](P 13)。她强调，越是文明的社会，性道德就应该越严格[65](P 16)。不仅如此，她还站在医师的角度，将性道德和花柳病(性病)相联系，认为“世界上正是因为存在花柳病，性道德才得以维持”[66](P 46)。她将花柳病视为维持性道德的“必要之恶”，由此可见其对贞节的重视。不过，在贞节问题上，张文卿反对只针对女性而纵容男性的双重标准[65](P 13,P 16)。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