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近代韩国女医职(4)

身份低微的医女在面对男性患者时，即使作为专业医疗人员的资质得到认可，也无法逃脱来自男性带有色情意味的审视与戏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燕山君时期(1494-1506年)之后，医女被作为官妓动员到各种宴会场所，从而造成了医女的“妓生化”(即“妓女化”)。让医女充当官妓，来为王室和士大夫陪酒助兴，一方面是由于医女和官妓同样出身于官婢，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官妓人数不足。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政策不仅“有伤风化”，而且妨碍医女履行自身职责。因此，中宗时期(1506-1544年)之后，朝廷为了防止医女的“妓生化”，采取了诸多修正措施。但是，风纪一旦受到破坏就难以恢复，医女的“妓生化”一直持续到朝鲜后期[36](P 192)。

医女的“妓生化”现象大大影响了其专业性。例如，宣祖十年(1600年)，王妃朴氏患病，药房上奏国王，请求让识字且医术突出的爱钟入诊，宣祖对此拒绝道：“闻爱钟是娼女，虽有轩岐之术，不可出入于内庭也。”[37]由此可见，医女和妓女的混同与界限的模糊，对医女的专业性声望和社会地位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医女的负面社会形象此后一直延续。例如，18世纪实学家柳得恭曾在《京都杂志》“声伎”条中记载：“内医院、惠民署有医女，工曹尚衣院有针线婢，皆关东三南选上妓也，宴集招致歌舞。”[38]事实上，当时医女除了开展各种医疗业务外，还同时承担着“仪仗奉持”、陪酒助兴、搜查和逮捕女犯人等多种职责[27](PP 378-380)。然而，在上述多种角色中，人们却尤为关注妓女的角色，几乎将医女和妓女两者视为一体。

18世纪画家申润福所绘的《听琴赏莲》中，头戴黑色绸缎“加里磨”、口衔烟管的女子即是医女。“加里磨”主要由身份低微的女性外出时佩戴。根据柳得恭的记载，当时只有医女才允许穿戴丝绸，以表示其身份有异于一般下层女性(5)《京都杂志》记载：“内医院医女戴黑缎加里磨，余用黑布为之。加里磨者，方言羃也，其形如书套，可以羃髻。”参见柳得恭：《京都杂志》，“声伎”，版本不详，第9页。。在古代，医术被视为治病救人的“仁术”，因此，相比一般官婢，医女的身份稍显特殊。而且她们如若立功，还可以获得免贱和从良的机会[27](P 386)。由此可见，国家为了维护性别隔离的社会规范，对医女的确实行了一些政策上的“照顾”。

但是，在父权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医女不同于一般女性，可以较为自由地穿梭于男女之间，游离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女性行列之外，与妓女一样成为男性士大夫欲望的投射对象。这无疑妨碍了朝鲜时期医女的专业化，也为其后女医师社会形象的塑造带来了一定的历史包袱。1885年，韩国近代最早的西式国立医院——济众院成立。医院成立之初，政府为了募集在附属女性病室工作的医女，向各道下达了选送妓女进京的命令[39]。虽然济众院的医女实际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护士，而非女医师，但在当时医护尚未正式分离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不良影响。传统社会对于医女的形象认知和角色定位影响后世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三、近代韩国女医师的培养与专门职业的形成

开港以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社会对于女性医疗人员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男女有别这一传统社会观念影响依然强劲的朝鲜社会，迫切需要面向女性患者的医疗人员。1884年4月27日，一位笔名为“如囚居士”的日本人在《二六新报》上所载的《朝鲜杂记》中，对当时朝鲜女性的医疗状况做了如下描绘：“该国中流以上的妇女即使患病，也不会寻求男医的诊察，即使接受男医的诊察，也会羞于露脸。因此，她们只会从房门中伸出手来接受诊脉。而且，虽说存在所谓的女医(即医女)，但是所谓的‘医’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她们连《伤寒论》都没读过，其实只不过是卖春的一群人罢了。总之，女医对朝鲜社会没有任何帮助。真是不幸啊！该国女性患重病时，即便知道，似乎也只能束手等死。”[40]

这段话虽然带有日本人蔑视朝鲜的口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朝鲜的实情，即朝鲜女性因为男女有别的社会风俗而被阻挡于一般的医疗服务之外，抑或需要忍受由男性医师诊疗的种种不便，而面向她们的医女则被视为医术不济的妓女(6)对于医女的这种认识，不仅局限于日本人。1924年6月朝鲜人的刊物《开辟》上所刊登的《京城的花柳界》一文，也将医女称为“药房妓生”，认为医女的本质就是妓女。参见一记者：《京城的花柳界》，《开辟》第48期，1924年6月1日。。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朝鲜输送女医师或培养朝鲜女医，一方面被认为是普及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西方医学的善举；另一方面也在改变朝鲜社会陋习、救赎朝鲜女性的层面被赋予了合法性[13](P 80)[40][41]。

文章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xzyxzz.cn/qikandaodu/2021/0502/581.html